【专家观点】解读《自然资本》

文化与产业2019-04-29 09:48:06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人类发展命运的立场上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总体部署,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生态环境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条件。只有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才能保持两者的协调发展关系,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自然资本的提出,对于解决这个难点提供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传统经济学以自然资源无限供给作为条件。自然资本的稀缺性将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出,如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由于土地、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不足,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资本是中国未来新的增长动力之一。增加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就会增加社会总产出。从发展角度而言,针对这种自然资本的投资有很高的回报率。自然资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未来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也将使中国经济重获生机。


1948 年Vogt 第一 个 提 出 了 自 然 资本的概念, 他指出耗竭自然资源资本,就会 降 低 美 国 偿 还 债 务 的 能 力 。1988 年David Pearce 引入了自然资本的概念 , 他认为如果自然环境被当作一种自然资产存量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就可能具有可操作性。自然资本的正式提法首先出现在 Pearce 等 1991 年出版的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不过他们并没有给自然资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同年,Costanza 把自然资本被定义为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是自身或通过人类劳动而增加其价值的自然物和环境。 因为自然资本所涵盖的范围太广, 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部分学者就以举例的形式给出自然资本的定义。 如 Daly 认为自然资本是能够产生服务流和自然资源的存量———大洋能为市场再生捕鱼流量的鱼量,能再生出伐木流量的现存森林,能产生原油的流量的石油储量;Costanza 等将生态系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统称为生态系 统 服 务 , 并 称 之 为 自 然 资 本 。 Paul Hawken 在 他 的 著 作 《 自 然 资 本 论 》 中 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作是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包括常见的为人类利用的资 源———水 、矿 物 、石 油 、森 林 、鱼 类 、土壤、空气等,还包括草原、大平原、沼泽地、港湾、海洋、珊瑚礁、河岸走廊,苔原和雨林在内的生命系统。


《自然资本》作者迪特尔·赫尔姆是牛津大学新学院能源政策学教授、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经济咨询组成员、能源与气候专家,长期研究能源政策、气候变化等问题。他认为正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失业经历要求重塑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内容一样,气候变化也需要新思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气候变化传统思维方式的缺点逐渐显现。当时,经济学家们受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委托,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评估其对环境的破坏。


基于迪特尔·赫尔姆的研究,以及国际与国内环保现实要求,在中国推广“自然资本”的理论与实践,把“自然资本”作为一种环境商品的估价方式,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现实意义。《自然资本》的核心是以资产为基础的可持续自然资本法则,该法则关注下一代人能够继承多少资源,在承认20世纪我们对于自然资本严重破坏的基础上,确定耗用自然资本的底线。这条法则知易行难,其核心宗旨是自然资本的总量不能减少。

他提出保护自然不能只是一味地不使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需要在不同的经济结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引入自然资本的概念是一种使自然价值嵌入经济体系的方法。如何增强环境保护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经济——取决于如何将环境放在经济的核心位置,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大自然。将环境看成由自然资本组成,而自然资本是与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列的资本类型,自然资本就能够融入经济的脉络中,而不再是经济的附加物。经济生产过程就是将自然资本、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结合,去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自然就成为生产我们需要的消费品、健康服务和休闲服务的投入品。一旦自然被认作由一系列的资本组成,它就能通过经济学计算而被定价。定价的资产是值得资本追逐的,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所欠缺的。通过将自然资本放入经济学的等式中,即使我们面临着自己引起严重的自然破坏和污染,我们也能够创造一个很不一样的未来。



在第一章中,作者阐释了20世纪以来人类毫无节制的开发自然所带来的系列挑战。大气被二氧化碳污染;海洋被当做是垃圾处理厂和下水道,鱼类数量大幅度减少;在陆地上,森林即将毁灭殆尽,土地非农化和农业化学品严重破坏野生动植物。同时,他也指出,并非如罗马俱乐部所警示的,对于化石燃料或其他种类的不可再生能源而言,并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能源短缺。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非可再生资源,真正的焦点在于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过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并超出其能够自动恢复的阈值,则更像是一项严重的经济损失。事实上,可再生能源的整个生态系统正在趋于抵达不可持续使用的边缘——即达到它们在合理的期限内不能自我恢复的临界值。而这将会是一种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损伤。那么究竟是否应该继续开发与利用自然?如何进行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第二章中,作者给与了回答。


在第二章中,作者把可持续发展道路分成了“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所谓“强可持续性”道路,即极端环保主义者所奉行“保护一切”,反对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自然资本应当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不仅应当减少消费,还应当从根本上永久性地减少消费:人类需要“回归自然”,与原始的自然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生活。相比之下,“弱可持续性”允许用一些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对于可再生资产,人类的任务是确保其损耗是有限的,能够保证不会因为其过量消耗无法维持供给进而影响人类生存并且能够继续免费地充分供应。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人类如果选择现在消耗资源,那么应当留出足够的其他资源来弥补这一代所消耗的自然资源。


因此, “弱可持续性”发展道路认为,人类对于大自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开发与利用,只要一方面保证可再生资源不要超过走向灭绝的临界值,另一方面要以自然资本的当代消耗微投资成本,其获得收益要与后代共享,以保证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因而自然资本需要被准确地计量、测量和估值。而在此之前 ,应当确定哪种资本资产是真正有用的,特别是那些在满足可持续发展条件中发挥特殊作用的自然资本。为了解决可代换性的作用和限制,需要一个规则或原则来支撑弱可持续,这即是总自然资本规则。


可持续发展的答案就藏在这个总体自然资本规则当中。确立这一规则后,还应当如何基于这一规则进行自然资本核算,如何确定计量和估值自然资本的方法,以及如何制定需要满足这种规则的政策?第三章对自然资本所包含的诸多层面量进行了论证。从保护自然的伦理性理由、工具性理由,到两种类型的总自然资本规则的确立,即二者都在保证再生自然资本的总量应当至少保持不变的同等条件下,薄弱的总自然资本规则要求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而进行广义资本的补偿;强势的总自然资本规则要求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本而产生的经济租金应被投资于可再生自然资本。此外,对于反对总自然资本原则的四类声音,作者也给与了逐一回应。


第一,概念框架定义不明确且有缺陷。作者认为,确实存在物理和生物的现实以及生态系统的关系相关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地区性的,而且每一类自然资本之间并不是一定相关的,也没有明确列出每一项自然资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估值,事实上这也没有必要。问题的核心不是某种资源是否有价值,而是这种资源究竟值得花费多少经费去保护和改善它。这些都是可以基本估算出价值,并且是可操作的。


第二,即使自然资本减少,地球也能照常运转,因此总规则意味着其他经济机会被放弃了。面对这个质疑,作者引用了马丁·韦茨曼在讨论气候变化所说的“厚尾问题”。本世纪所发生的不仅是个别自然资本的减少,而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并且将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人类也许在没有特定可再生资产的情况下可以勉强度日,但是在总量减小的情况下却不行。


第三,这个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这个观点,环境是一种奢侈品,必须等到贫困问题得以解决才开始考虑。然而问题却在于全球并不能够等待到发展到所有的100亿人们都足够富裕,才可以认真对待自然环境。如何大气不能承担由中国、东南亚国家、中东、北非、其余非洲国家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所有碳排放,还仍然维持一个合理的气候状态。鉴于此,作者认为在对待环境的发生转型之前,不存在一条可以遵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发达国家可以直接解决贫困问题,也可以给更贫困的国家资金援助,让它们不要破坏它们的自然环境。


第四,这一规则不够有雄心,因为一些自然资本已经被过度消耗了。反对者认为,应该考虑最优的自然资产水平,目标也应变为特定的资产。但是从其本身来看,总自然资本规则还远没有被遵循,所以这些限制应当立即被执行。反而言之,如果最低程度的限制被达到,总量还有所增加,那将是额外的红利了。


在第四、五、六章中,作者分别论述了自然资本的会计计量、估算方法以及定价与估值。首先,要执行自然资本加总法则就需要将自然资本纳入国家和企业的财务报表,对自然资本进行计量和定价。纳入了自然资本的国家、企业和信托账户将在整体经济上的绩效有本质的不同。一份资产负债表对于我们自然资产的保值,以及支持公司账目纳入自然资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意义和前景。其次,估算自然资本,无论是物种、生态环境还是产地,均需定义其基本单位;然后才能估算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资源甚至灭绝的临界值(及其安全临界值);进而计算临界值以上的自然资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尽可能寻找更高的目标。接下来,作者给出了自然资本估值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与自然资本法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法提供一个经济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鉴定潜在的项目,将成本和收益合并入资金的公分母中。第二步是更广泛地应用经济估值工具:构建所有经济行为的外部性价格,包括正的和负的外部性,原则上这是完整的一套环境税收和补贴制度。从而经济行为外部性可以通过资产价格资本化,同时对贯穿整个经济的自然资本给予正确的价值,且为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国民收入核算打下基础。第三步是将加诸于资源分配顶层的限制合并起来。合并的限制意味着,如果有项目通过了成本收益分析,但它们削减了自然资本存量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补救措施足额弥补,那这些项目仍然不能实施。这种特定资产的限制说明了何处的可再生自然资本正面临临界值被打破的危险。这些面临危险的资产应当被保护起来,并通过收益评估及补偿选择权得以缓解。



在确立自然资本加总法则,并建立了记账、计量和估值的工具包,从而定义了可持续增长路径后,就是为自然资本方法融入经济体系,制定实用的政策。在第七八九章中,作者分别论述了三条实用政策:赔偿金制度、污染定价制度和提供自然资本公共品。


赔偿金制度是自然资本加总法则的核心。为了确保自然资本没有减少,在总和范围内任何物理性的破坏都需要赔偿。但是自然资本需要设置一种特殊的补偿机制。在经济学的一般情况下,补偿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可以通过一定的货币金额来衡量,继而用于对其他方面的改善。例如,一个住房开发项目可能会破坏稀有植物赖以生存的水草甸,从而威胁它们的生命。这种破坏程度被量化,从而破坏者必须支付补偿金,而这笔由补偿得来的资金可以用在学校、道路或减税等任意一种不受约束的项目中,以求最大化回报。再例如,从开采北海石油得到的收入可以被用来减税、支持医院运行或作为福利补贴。在具有无约束的供给曲线的项目上花钱时,有效的解决方案是选择那些具有最高回报的项目。


由于目前大多数污染项目没有被征税,因此其价格也没有反映污染的成本,也正是消耗自然资本所产生的成本。逐渐扩大税收覆盖的污染范围正是一种保护自然资本的策略。在整体税基中环境税所占的比例会逐渐提高,对污染征税是通过把成本内在化来矫正市场失灵。例如,污水厂需要付费为排出的污水进行更多的处理来稀释磷酸盐等物质给渔场带来益处。污水厂所支付的正确的价格应当是每向河流里多排出一单位污水给渔场带来的损失成本。每种类型的污染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在监管者增加污染税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实践,进行额外的微调。污染税这就以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工具了。


赔偿金和污染定价制度会使得我们更接近可持续发展路径,但是想要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还缺少一个重要部分,即自然公共品,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以及从雨林到城市公园的大大小小的栖息地。之所以将它们称为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原因在于私人部门没有动力去提供这些物品。我们无法简单地不让部分人使用这些物品或是对他们收费,而且任何人对这些物品的使用对其他人的使用基本不产生影响。更糟的是,由于自然提供的这些公共品是免费的,如果缺少政府干预或控制,很容易造成过度开采,这是很多自然资本都普遍面临的问题。目前使用公共品收取的费用是零,而且一直以来几乎都是零。因此没有私人企业愿意进入这个市场。所以需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提供这些公共品,同时需要众多的社会组织一同来建立和维护这些自然保护区。


因此,目前许多的自然资本都是通过公共团体来提供的,包括众多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英国的国民托管组织、皇家公园如伦敦市中心的圣詹姆斯公园,以及美国的自然保护协会。这些公共品可以视作为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从而进入国家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的框架中。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挑战在于计算出我们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这些公共品,它们如何收费以及如何管理。


定义了可持续增长路径,完善了记账、计量和估值的工具体系,制定了政策确保不会再有对于自然资本的损耗,最后一步就是研究如何使自然资本增长,从而补偿20世纪对于自然资本的损耗,分析如何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从而提高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


为了优化环境使下一代能够继承比我们更好的自然资产,我们需要一个富有雄心的方案来修复河流、土地和海洋自然资本,以及寻找资金来支付这些修复费用。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备的方案,但是却有许多由众多环境组织提出的可行的选择,而这些计划主要着眼于这些组织各自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上。我们需要基于生态系统的科学理论以及规模、地区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将这些计划整合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综合方案,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全系统方案基于生态系统和栖息地而不是单个物种,着眼于流域管理、土地规划和海洋系统。众多独立计划的价值远不如一个综合的方案。


实现环境优化需要经费和机构的支持。经费一向是环保主义者所纠结的问题。许多组织的运营总是捉襟见肘,花费很多时间也只能得到很少的捐助,政府对于他们的资助在政府支出的优先顺序上也处于较后的位置。环保组织经常为获取更多的政府支出而进行活动。这些活动一般效果不大,获得的收入和组织的需求总是相去甚远。这种结果很容易让人沮丧。实际上存在更好、更可持续的方式,来为保护自然筹资并增强自然资本。


存在至少三种主要的经费来源:赔偿金、污染税以及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的收费。自然资本加总法则阐明,为损耗可再生自然资产所支付的赔偿金需要能够保证自然资产总量不会减少。如果赔偿金制度可以有效行使,就自然而然能够产生经费资助加总法则的实行。


最后,贯彻政策保证自然资本加总法则实行、制定恢复方案、运作资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执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存在一系列高级别的政府机构、自然保护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目前基本没有机构专注于自然资本。这导致自然资本可能陷入夹缝之中,在这些机构和组织争夺更多的政治关注、成员和资金的过程中沦为牺牲品。国家级别的自然资本机构会是一个可行的强有力的组织。


本书展示给大家的是一种完全可行,而且在经济上有效的方法,来保护和增强我们的自然资本,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只要正确地计量,那么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技术进步是不断加速的。人类的智慧持续扩展着我们能够获取和消耗物质的范围,带来了巨大的医学进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脱离了贫困,提供了网络和很多其他的物质条件。只要我们很好地保护和增强我们必需的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本,那么在本世纪,这一进步是可以继续的。但是是否选择走可持续发展路径最终还是取决于政策。


作者:

蔡晓璐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教师

黄建华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实践导师




《文化与产业》是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连续出版物,旨在加强对中国产业转型与文化发展的研究。本刊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教授主编。欢迎各界专家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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